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馮友蘭晚年將自己一生的事業總結為“三史釋今古,六書紀貞元”。 其中,“三史”是指著述的三部中國哲學史,即“中國哲學史”“中國哲學簡史”和“中國哲學史新編”。 《六書》是他抗戰期間著的《貞元六書》。 《三史》和《六書》是馮先生對中國現代學術文化做出的兩大貢獻,他自己也成為少數思想自成體系的中國現代哲學家之一。 青年時期他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科,又接受西方柏拉圖哲學、新實際論和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要素,善于運用邏輯分解的做法,研究和說明中國哲學的迅速發展問題,融合中國和西方,貫穿古今 本文闡明和探討馮先生的《三史》中對“陽明心學”進行的多維透視和比較研究,在學理上推進陽明學的研究,更好地繼承中國優秀的文化遺產,進一步發揚光大。

程顥、程頤兩人哲學的差異及其開創的心理學和理學兩派

中國古代孔子創立的儒學思想迅速發展到宋明期,形成了與先秦孔孟之學和魏晉玄學不同的哲學思潮,出現了儒家思想的新形態。 有人叫宋明理學,也有人叫宋明道學。 馮先生認為使用“道學”這個名稱比使用“理學”更合適。 因為如果使用“理學”這個名稱,就會被誤認為是對“心理學”的“理學”,很難區分“道學”程朱和陸王兩派。 只有“道學”才能概括“理學”和“心理學”。

馮先生指出,道學的前驅是北宋周敦頤和邵雍,創始人有二程和張載,接著是南宋朱熹和陸九淵,還有明朝王守仁(王陽明)。 正確判別“二程”的哲學屬性是研究朱、陸、王諸家哲學的前提。 早在《中國哲學史》上冊中,馮先生就把北宋的“二程”定義為:程顥是“心理學”的先驅,程頤是“理學”的先驅。 程頤說的“理”、“不增加、不變、不動”,也就是所謂的“寂然不動”。 “萬物皆備于我”,也就是“萬物之理皆備于我”。 一個人沒有萬物之理,即物也是如此。 但是,人可以使用,但東西不能使用。 也有“人心應該有理萬事皆宜”,也就是所謂的“寂然不動,感慨馬上就通”。 程顥所說的“理”,就像是自然的趨勢。 物理,即物的自然流動。 以天地萬物的道理,即天地萬物的自然趨勢”“因為遠離事物”為理由,形而上學和形而上學的區別并不怎么被重視。 程頤對形而上學和形而上學的區別極為重要。 程浩對“氣”沒有很多話,但程頤有很多話要說。 關于“性”,程頗不多說,程頤說人有理,說“性”,而且說“性是理”。 程先生兄弟在上述對理性的看法上,不僅分別成為后心理學和理學的先驅,在修養法上也成為心理學和理學的先驅。 “涵養必須敬,明道也是這么說的。 但是明道必須先說“要認識這個道理”,然后真誠地保存它。 這也是后來心學一派說“先立其大者”的人。 伊川一方面敬涵養,另一方面不應該產生偏僻的心,一方面今天是格一物,明天是格一物,要求“脫然自通”。 這是朱子說要發揮的。 ”。

二、朱熹與陸九淵哲學思想的對立與“鵝湖之會”探討

馮先生指出朱熹推進了程頤關于“理”的理論,更明確地闡述了。 朱熹說:“形而上學者,無形無影就是這個道理。 形而下者,有情有狀是此器”“無天地之先,終歸只是理”,“事物皆有極,講道理之極,總天地萬物之理,太極”。 “天地之言,天地有太極。 萬物,萬物中有太極”。 朱熹用佛家常用的比喻“月印萬川”來說明太極整體理與萬物個別理的關系。 如果只是理由的話,那個世界只是“形而上學”的世界,但我們之外還有“形而上學”的世界。 于是形成了“理”和“氣”的關系。 朱熹說:“天地之間,有理有氣。 道理,形而上學之道,生物之書也。 生氣者是形而下的器皿,也是生物的器具。 人,物之生,必有這個道理,而且有性。 固有的氣體,還有有形。 ”陰陽相交,產生五行,產生萬物,與此相對,“理”是“人跨馬相似地騎著陰陽”。 朱熹贊成程頤“性即理”的說法,人性是人生成的理在別人之中。 一個人的身體必須是固有的、后生的,人類這個理由是共通的,但個人固有的“氣”是不同的。 朱熹把本來普遍的形式稱為“天地之理”,區別于人固有的“氣質之性”,以此作為區別性善性惡天理人欲的理論依據。 朱熹認為,“心”是“理”加上“氣”,和其他個別的東西一樣,可以具體活動,就像思想、感覺。 “性”是抽象的,但不能進行這些活動。 孟子說的仁、義、禮、智是四種“性”,惠隱、恥辱、辭職、是非這種“德的四端”是“心”的活動。 人們可以通過心靈的活動,認識人性。 仁是“性”,惠隱是“情”,情發自內心,所以稱為“心統氣質”。

“心學”派哲學家陸九淵與朱熹的上述觀點有很大差異。 朱熹認為“性是理”,陸九淵認為“心是理”,“心”是性。 在陸九淵看來,世界只有一個,現實只是包含心靈的世界:“宇宙是我的心,我的心是宇宙”

反映在修養的做法中,朱熹主張“格物”為“窮理”,通過格的各種具體的“形而下”之器,去尋找其“形而上學”的道路。 陸九淵認為“宇宙不隔人,人隔宇宙”,修養的目的是消除“隔閡”,找回心靈的本體。 心理學的做法是“先靠那個大家伙”,理學的做法是“即物理”。 兩者的區別很明顯。

宋孝宗淳熙二年( 1175年),朱、陸兩個共同的好朋友呂祖謙在江西鵝湖寺遇到朱、陸兩派人,探討了“學問方”。 結果陸九淵一派認為理學做法是“支離破碎”,朱熹一派認為心理學做法是“空疏”。 會議不開心。 其實朱、陸之爭只是理學和心理學對立的序幕,王、朱之爭才是兩派斗爭的正劇。 王陽明是250多年后活動的明朝。

三、闡述了他對王陽明的“龍場悟道”和陸九淵心學的迅速發展

王守仁被稱為“陽明先生”,繼陸九淵之后,是心學思想的迅速發展和完成者。 他年輕時服從程朱理學,遵循朱熹的“格物致知”思想,決心“見竹取格,不思考,終于生病了”,終于放棄了“格物”這條路。 之后,由于朝廷的政爭,37歲時被降級為貴州龍場站。 “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,不禁躍起,者皆驚,知圣人之道,吾性自給自足,對事物求理者,誤也”43歲時,“始專至良知訓學者”。

馮先生解釋了陽明心學中的“致良知”。 他說:“陸九淵的重點是證明人有良知。 王守仁重點是“致良知”,不是圣人還是圣人,關鍵是那個“致”字。 陸九淵對“行”說得不夠,王守仁特別側重“行”,“知行合一”的重點是沒有“行”就不能完成“知”。

其實陸九淵和王陽明談“窮”的人理。 “貧窮”不能依賴語言,也不能依賴知識,只能依賴道德。 王陽明說“窮人理”,不是“窮人物理”,而是窮“物”理,服務于“人”理。 “窮人理”要盡量發揮“良知”的作用,這就是“致良知”。 既然“良知”是知,“致良知”是行,王陽明所說的“知行合一”通常不是談論認知和行為的關系,而是消除私欲,恢復本體論。 “知是行的想法,行是知的功夫。 知道是行的開始,行是知道的”人心本身沒有被私欲掩蓋的時候,知道和實際上是一樣的事情。

四、指出王陽明和朱熹對《大學》認識的差異

馮先生在《新編》中充分展開了關于這個問題的論述。 朱熹把儒家經典“大學”列為“四書”之首,在“大學章句”中把第二綱領的“在親民”改為“在新民”,同時增加了“格物補傳”,提出了“即物理”的主張。

王陽明是“大學問”,“大人之學”是“天地萬物為一體”,“其視天下尚一家,中國尚一人”。 “明顯的德”是指“去屏蔽其私欲,以其明德,傾聽其天地萬物一體的本質”。 王陽明反復強調。 “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也是一體的。 親民達到其天地一體之用。 馮先生確定(《大學》的)三綱領其實只有兩綱領,那是“明德”和“親民”。 “至善”只是“明德”和“親民”的極致,更進一步說,只有一個綱領,“親民”“至善”只是“所以才是明德”。 ”。 馮先生指出,“在親民”的“親”字表現出“己”與“民”的內在聯系,“新”字只表現出外在聯系,那不是“仁”。 “父母”表現為“愛”,“熱”,但“新”是“冷”。 三綱領的目標不是增加知識,而是通過道德實踐實現“完人”,成為“圣人”。 因此王陽明不贊成朱熹把“親民”變成“新民”。

馮先生還指出,“格物”是“即物理”,問題是“窮人理”為什么從“窮人物理”開始,“物理”和“人理”如何表現信息? 程朱沒能提供滿意的解釋。 王陽明的“大學問”把“物”看作“事”,“格”字也就是“正”的意思。 這樣“格物”就變成了“正事”,“正其不正,歸正者為善”。 在王陽明中,“物”不是客觀世界中的任何一個,“有意義的東西稱為物”是“事”,有善與惡、正與不正之分。 “格物”是為善而離開惡,“正的不正之發是正的”。 善與惡的標準是什么? 即使不出去,每個人的“心”是標準,“致知”的那個“知”是每個人的“良知”。 “致良知”是根據“良知”進行工作,即“格物”。

馮先生說“大學學”解釋的是“大學”說的是“大人學”。 所謂“大人”是完全的人,是完全實現人的道理的人。 什么是人理? 如何實現人的道理? “三綱領”回答了第一個問題,“八項”回答了第二個問題。 “八項”的最后一項是實現人理的獲取方。 從這里可以一步一步地實現三綱領的目標,那就是“明德”。 王陽明的《大學問》和朱熹的《格物補傳》是心理學和理學兩派的代表作,兩派都以使人成為完全的人為目標,但兩派的來源不同。 心理學的來源是“致良知”,理學的來源是“即物理藥理”。

五、判別陽明心理學的哲學屬性及心理學和理學的異同

相當長的時期以來,學術界認為整個宋明道學都是唯心主義,其中的理學是客觀唯心主義,心理學是主觀唯心主義。 馮先生不贊成這種粗略的看法。 他把魏晉玄學、宋明道學和唯心主義等同起來,認為“這太模糊了,太簡單化了”。 因為“魏晉玄學和宋明道學是一個時代的思潮,其中既有唯心主義的派系,也有唯物主義的派系,不能一概而論”。 用宋明道學來說,“氣學是唯物主義,理學和心理學是唯心主義”。 唯心主義又有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的區別。 馮先生說:“理學是客觀唯心主義,這不是問題,心理學是否是主觀唯心主義,這是可以討論的問題?!?/p>

注意區分唯物論和客觀唯心主義,這是馮先生贊同的,但在如何區分唯心主義內部不同派系的問題上,“主觀唯心主義和客觀唯心主義的第一區別是不承認有公共世界”,有“公共的“理” 他分解了心理學這個派系中的三個大哲學家程顥、陸九淵、王明陽的第一觀點后,認為他們三人都不能被認為是主觀唯心主義。 程顥在代表作《知仁篇》的開頭說“仁者渾然一體”,所以這里說的“物”是公共的。 陸九淵說的“宇宙不隔人”的人的“不限制融合的宇宙,不是個人的,是公共的,是公共的世界。 陸淵和王陽明說的“心外無理”是以公共“理”為前提的。 他們說的“心”是宇宙的心,不是個人的心。 王陽明的代表作《大學問》的主題是明確人與天地萬物為一體。 馮先生說:“天地萬物是公共的,有天地萬物的世界是公共的世界。 “大學學”談客觀唯心主義。 ”。 馮先生的上述觀點顯然與流行看法不同,相當獨特,值得重視。

馮先生對王陽明是客觀唯心主義的論斷,基于“大學學”。 《大學問》是王陽明哲學體系的綱領,是傳授給學生的《師門教典》,也是他最后的著作,代表了哲學上的最后見解。 以前談王陽明時,越來越多的事情是他去世后,學生記錄編輯的《傳習錄》,馮先生在《新編》中,非常重視《大學問》。 根據《大學學問》,根據可以判定王陽明哲學是客觀唯心主義的《傳習錄》,可以判斷他是主觀唯心主義。 你怎么處理這個矛盾? 馮先生以“大學學問”為主。 《大學問》是王守仁自己寫的,因為是正式發給學生的演講稿。 語錄是學生們記錄他的故事。 語錄可能有錯誤,可以作為參考資料。 總的來說,ren的哲學思想也基本上是客觀唯心主義,但可以說有主觀唯心主義的傾向和色彩。

物理學和心理學的“性即理”和“心即理”的討論,其中心問題是理在形式上還是形式下,真正使理學和心理學對立的是通常和特殊的問題。 馮先生說:“通常被稱為特殊的區別,道學被稱為形式上和形式上的區別。 理學嚴格明確了這種分手,心理學不進行這種分手,也不承認這種分手。 物理學的最高范疇是“太極”。 朱熹的解釋是,太極是所有“通?!钡恼w,各自的“通?!笔瞧渲腥魏我环N“特殊”的標準,是它們的“極”。 太極包括所有的“通?!?,所以稱為太極。 心理學的最高范疇是“宇宙”、“心”或“人”,心理學不承認有太極。 在理學中,心理學所說的“宇宙”“心”“人”都是形而上學的東西”綜上所述,這是馮先生對王陽說明哲學屬性的看法,也是他對心理學和理學兩者的獨特見解。

六、強調心理學和理學的互補性,闡明陽明心理學在中國哲學快速發展史上的地位

陽明心理學在《三史》中的解釋不是實事求是,而是放在中國和世界哲學迅速發展的整體背景中考察。 這樣讀著,感覺很吃驚。

宋明道學是中國古代封建哲學迅速發展的高峰。 從人生的各個方面闡述人生的各種問題,特別是回答什么是人,什么是人的問題。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,宋明道學可以稱為“人學”。 馮先生指出,關于“人”的學問包括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任務、人與自然的關系、人與人的關系、人性與人的幸福等問題。 其目的是在人生的各種對立面中統一起來。 這個對立面的統一包括共相和特殊相(即通常和個別)的矛盾,以及主體和客體(即主觀和客觀)的矛盾。 這兩個矛盾是同一事實的結果。 人是萬物之靈,“靈”是人類自覺認識到這個事實的。 對付這個事實有本體論、認知論和倫理論三條不同的道路。

在西方,柏拉圖是本體論路子的代表,他用“理論”清楚地闡述了共相和特殊相的關系。 康德從主觀和客觀矛盾出發,揭示了認知主體和認知客體的關系。 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形式和范疇,認識到這個岸邊的現象界,對面的世界是不能期待的。 但道德是普遍的法律,可以超越主觀界限。 所以,在道德行為中,你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存在,靈魂的不死,意志的自由。 中國宋明道學者從倫理的路子出發,他們停留在本體論上解體共相和特殊相,他們把共相、特殊相、主體和客體結合起來,以公私的區別、義利的區別作為評價道德的基準,同時把共相和特殊相、主觀和客觀的統一作為“同一天一 達到這種貫徹、徹內徹外統一境界的人,得到了最高的幸福、真正的幸福,也就是他們所說的“至樂”或“孔顏樂處”。

馮先生指出:“心理學和理學有多個不同,但在道德的基本問題上是一致的?!?“王守仁的時代,朱熹的理學成為教條,失去了活力。 王守仁提出的心理學一方面對理學起到批判的作用,另一方面極大地恢復了道學的活力。 所以,在中國封建社會,心理學是物理學的反對者,但它是彌補的。 ”。 馮先生在指出理學和心理學對立統一,互相批評,補充了這么多復雜的關系時,并不符合事實,而是提到哲學的本質和特征的高度來理解。 哲學家對于哲學的第一概念,不僅要有理性的理解,還必須有直覺的感覺”。 “如果不把直覺變成概念,其意思就無法確定,無法用語言表達。 概念和直覺,不能偏重,也不能廢除。 理學和心理學的分支,其根源就在這里。 理學把概念分解,心理學把重點放在使用直覺上。 ……偏向概念的解體,從而解釋文案,考章,遠離精神領域的修養越來越遠。 ”。 馮先生還說:“如果認識到真正的哲學是理性和直覺的結合,心理學和理學的爭論也可以呼吸?!?就像西方哲學史上近代出現的經驗論和唯理論的爭論一樣,各有一定的真理性,不能互相取代,只能互相彌補。 康德想用認知論做的是試圖統一“經驗論”和“唯理論”。

馮先生指出,二程兄弟創立了道學,道學中的“心”學和“理”兩派也分別創立了。 張以氣為體,稱之為“氣學”。 朱熹以理、氣排隊,可謂集大成者。 這是道學的前期。 “用黑格爾的三段法來說,二程是肯定的,張載是否定的,朱熹是否定的”。 根據黑格爾的迅速發展觀,前一段的否定是后一段的肯定。 “朱熹是前期道學的否定,也是后期道學的肯定,陸王是否定,(王夫之是反陸王,不是反程朱),是后期道學的集大成者,否定的否定”認識到宋明道學的迅速發展前期和后期兩種否定,陽明心學的中國哲學史

從中西哲學快速發展的全球來看,馮先生在《三史》中,以朱熹和柏拉圖為目標,發現了許多相似之處。 其實,王陽明作為中國古代和宋明道學中“萬物一體”思想的典型代表,他的心理學的整體特征和多個觀點,與西方現代哲學家海德格爾相似。 當然,海德格爾所說的“人與世界合一”的思想超越了西方近代認知論洗禮后西方長期形成的“主客兩分鐘”思維模式。 海德格爾強調個性和自由選擇,但王陽明說的“人心”封建倫理意識很強,沒有個人的自由選擇。 這是兩個人的區別。 因為王陽明是中國古代的哲學家,海德格爾是西方現代的哲學家。 兩個人既有中西文化的差異,也有古今時代的差異。 (林可濟)

標題:“馮友蘭中國哲學“三史”中的陽明心學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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